成都电视台神鸟知讯特派全媒体记者 莫正平 范茜 刘乙思 深圳报道
时鲲，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所长，主任研究员，主要从事园区开发、产业发展、开放型经济等领域的研究与咨询。
作为国内第一家综合性、全国性的社会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主要研究领域有：国家宏观战略、区域经济、城市化、产业发展和政策、以及企业战略与投资决策。
这几年高歌猛进的成都，一直是时鲲重点关注并研究的对象。1月7日，记者对时鲲进行了专访。
记者：时所长，很荣幸来到深圳，向粤港澳大湾区取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为国家战略后，成都的未来，如何抢抓面向全球的发展机遇？会有哪些挑战？
时鲲：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这四个国家的世界级城市群。主要对比哪几个方面？一是体量，也就是规模；二是经济发展的能级，也就是常说的GDP、人均GDP；三是城市发展的水平。通过这三个对比，我们就能发现成渝和其他几个经济圈的差距在哪里，问题是什么，从而找到下一步发展的重点。
在体量方面，成渝跟长三角和京津冀应该是同等规模的，比如土地面积都在20万平方公里左右，人口都过亿，城市的数量都有20多个以上。相对来说粤港澳大湾区就小很多，面积只有五六万平方公里，人口也没有过亿，城市的数量叫“9+2”，包括广东省的9个城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规模是比较小的。
在经济发展的能级方面，主要看两个指标：GDP和人均GDP。从GDP来说，明显能看出差距，成渝地区的GDP的水平总体规模在4个城市群里面，是最后1名，长三角有20多万亿，粤港澳大湾区有10多万亿，京津冀也有近10万亿，而成渝2022年的地区生产总值接近8万亿；在人均GDP上，我们又能看出来更大的差距。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已经达到了人均2万美元，而京津冀和成渝大概就是人均1万多，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
在城市发展的水平方面，重点看一项指标是城镇化率。粤港澳大湾区，它的工业化进程比较的深入，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85%，长三角大概是接近70-80%的水平，而成渝地区相对来说低一些，只有50%多一点。
通过体量、经济发展能级和城市发展水平的对比，我们就能看出成渝地区下一步发展的重点应该是两个方面，第一个要搞经济发展，第二个要提升城镇化水平。
经济发展背后的抓手是产业和企业，而城镇化率水平提升的背后就是人口的城市化，而不是以前提的土地的城镇化，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很清晰，我们要搞经济，提升城镇化水平，重点是要发展产业，而且要注重人的城市化的进程。
记者：成渝地区如何发展产业和提升城镇化水平呢？
时鲲：这一轮成渝要想发展产业，要想提升人口的城市化的水平，跟上一轮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逻辑是不一样的，这个逻辑叫什么？叫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怎么理解？上一轮的要素驱动是什么？是土地，我们的土地便宜，外国的投资人喜欢到中国办工厂；第二个是我们中国有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另外我们还有很多的投资，我们的资本是追求规模效应的，这就是我们称之为要素驱动。而创新驱动是什么？创新驱动就是科技创新、教育创新和制度创新。
成都科学城
科技创新在成渝地区的发展是比较好的，成渝有西部科学城，成都有未来科技城，天府新区也在做实验室。通过对比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有一个需要正视和重视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科技创新必须要从产业端开始驱动。一般我们把科技创新的链条分为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业发展，这更适合中国的模式或者现阶段的模式。不是说从论文或者是专利开始驱动，而是以产业端的需求为导向，来布局技术发明和科学发现的功能和设施，还有队伍人才，这是对于成渝地区的一个提示。
创新驱动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叫制度创新。粤港澳大湾区是三地多个关税区多种语言，它的制度的差异很大，国家希望通过制度创新打破行政壁垒，促进港澳地区长期的繁荣稳定，实际上放到成渝地区也是适用的。打破行政壁垒，让我们城市与城市之间，特别是成都和重庆之间的人、物、财、信息几个要素，能够自由的畅通的流动。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城市与城市的竞合，成渝之间的城市经济如果没有发展起来，形成中部塌陷，或者重庆和成都的关系不好，没有形成市场一体化，这对成都的长期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
还有一个创新是教育创新。实际上成渝地区尤其是成都在这一点做的是很好的，高校众多，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学生，成都陆续出台人才新政，留住了一些人才，但也有不少高素质人才，去了北京、上海和深圳这些城市。这就需要在教育的制度创新上做一些尝试，高校的老师有的人爱写论文，有的人爱教书，但是大部分的人肯定是要把他的思想、想法做成产品推向市场的，要通过一种灵活的制度的设计，能够让他们科技转化，能够让他们赚到钱。这样子，他会对学校里他带的学生和他发展的学科，是一个正向的回馈，是一个反哺，这个是我们想倡导的一个理念。
记者：您刚刚提到GDP，成都的地区生产总值去年突破了2万亿大关，在您看来，这一数据折射了什么？
时鲲：这是一个可喜可贺的成就，说明成都的经济体量已达到高原上的层次。如果不考虑港澳台地区，成都是继北上广深、苏州和重庆之后，第七个GDP上2万亿的城市。
2万亿是一个体量的指标，表明成都的发展进入了向后工业化转型的一个阶段，这个时候更多的是看质量，质量的指标就有一个人均GDP。成都人均GDP大概是1.5万美元，放到世界银行的标准上，叫高等收入经济体，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水平，但是我们对标的城市应该是2万亿俱乐部里面靠前的城市，北上广深人均GDP已经到了2万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万美元是全球39个发达经济体的下限。所以，成都人均GDP从1.5万美元到2万美元，差距很明显，但也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这个爬高峰的关键时期，需要注意三点：一是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国家就是这样，GDP或人均GDP长期停滞不前；二是去工业化的陷阱，工业的占比、制造业的占比迅速的下滑，造成低端的产业留不住，高端的产业又缺失；三是比较优势的陷阱，成都的产业如果不向高峰迈进，很可能被锁定在制造业的初级产品，服务业的初级配套，或者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制造的环节。比如成都动漫，有大量的从业人员，出品了《哪吒》、《遮天》等优秀动画片，但是最赚钱的环节不在成都，在哪？在北京的发行和在深圳的结算。因此，成都要以质量的指标，以人均GDP的水平，来爬这个高峰，通过各种手段避免几个陷阱的出现，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高质量发展。
记者：您说的高质量发展，在成都的全会和经济工作会议中是着重体现的。我们强调建圈强链，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也布局了一些战略性的先导产业。您觉得我们未来着力的点，应该是在哪些领域？
时鲲：成都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核心引擎城市，要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重中之重是产业发展。怎么发展产业？我认为首先要顺应成都正从工业化的后期向后工业化进行转型的需要。后工业化的产业特征跟工业化后期是不一样的，后工业化是制造业和服务业都要有，但是制造业叫先进制造业，服务业叫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
成都提出制造强市战略，围绕先进制造业建圈强链，重点发展，是很有前瞻性的。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把成都的产业结构调整成先进制造业，加高端性的生产服务业。
第二个建议，在进行产业选择的时候，我认为要“三高”。一是市场需求增速高，二是研发投入水平高，三是企业资产利润高。增速高，它代表的是市场的风口，未来10多年20年会有爆发式的增长，研发投入高代表了产品有竞争力，而资产利润率高代表了企业可以实打实的赚钱，这是企业投资的动力。我们所选择的产业，所扶持的企业，用这几个指标去套，基本上代表了未来产业发展的水平。
最后一个建议，发展产业要有三个抓手，分别是企业、空间、创新投入。企业是产业发展的主体，没有企业，经济就无从谈起，成都要特别注重对企业的培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对企业实行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尽量降低企业的成本；产业空间要控制，深圳、广州、东莞、佛山这些城市有一个发展经验，就是对产业空间划定红线和蓝线，成都现在也在做，但起步晚了，对工业的蓝线和红线必须要保障，才能够实现国民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创新投入，依托企业，这是深圳比较成功的一个经验。所谓“4个90%”，就是90%的研发机构设在企业，90%的研发资金来自于企业，90%的专利出自企业，90%的科研人员在企业里面工作。成都2022年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为1.08%左右，全国是1.4%，深圳到了3%，所以成都一定要大幅提高研发投入，这实际上代表了企业未来的竞争力和产品变现的能力。
记者：成都正在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现在又提出建设中国西部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美誉度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对于这个目标，你觉得成都有哪些优势？
时鲲：成都的优势是蛮明显的。我讲一个小故事，这些年我观察到深圳，包括周边城市的行业和企业一些机构，很不错的人才是有流失的，大多去了三个城市：成都、杭州、苏州，尤其是成都，近10年人口净增长达600多万，成为一个人口2100万的超大城市。这说明什么？说明成都公园城市建设卓有成效，环境美了，空气好了，人才来了，机遇多了，宜居又宜业，巴适且安逸，年轻人当然愿意来。
2100万人口是成都未来最大的优势。城市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要对人口的城市化足够的重视，成都有一套规划和布局的理念叫“人、城、产”，我很赞赏。以人为先导，让人民更加幸福美好地生活，这才能吸引到人，留得住人，有人和烟火气，城市才会百业兴旺。成都连续14年蝉联“最具幸福感城市”榜首，这对人才的吸引有很大关系。
还有一个优势是成都的生态。习近平总书记在成都首提“公园城市”理念，后来中央支持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即便是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也是希望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所以公园城市这套理念和品牌，可以说是为成都量身打造的、最精准的一个城市定位。
在我看来，公园城市的精髓是“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成都这方面规划很强，制定了公园城市建设三个阶段的“远景图”和“施工图”。我认为成都只要坚定不移照规划建设公园城市，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一个示范的基地，一个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范本。
记者：您觉得成都跟深圳两地之间的合作，甚至说成渝跟粤港澳之间的合作，哪些方面值得期待？
时鲲：我认为最关键的是两地的企业要发生股权关系。现在产业和经济的合作，有的是业务链供应链上的合作，你是供应商，我是装配商或者我是委托发包商，你是我的服务商，这是一个合同的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股权合作的关系。大数据显示，国内几个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之所以发展得好，实际上是几个城市的企业的股权关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成都当然可以多来深圳跑招商，多搞交流合作，但是这个是热闹层面的，我认为更实质的层面是资本的纽带、股权的关系。双方有了股权合作的关系，资本、生产要素、人员才能够双向的流动，大家才可以一起挣钱，共同发展。
成都需要千方百计地跟北上广深这些城市的投资人在股权合作上产生扭结，也就是说，让深圳更多的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生物医药产业和企业到成都去落地，这就抓住了“牛鼻子”，剩下的很多关就顺畅起来了。
总之，我们对“天府之国”、对成都的期待蛮高的。在经济的体量上再攀高峰，在人口的城市化、城市“三生融合”上为中国提供一个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