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单晶  李后强

〔摘要〕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高歌猛进的胜利形势下，毛泽东对进军大西南做 出部署，提出先包围再回打的作战方针，明确进军大西南的时间节点、兵力部署、 作战目标等，有力指导了大西南战役的顺利实施。在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进攻和政 治攻势下，盘踞西南的国民党军纷纷起义投诚。其中，成都彭县龙兴寺起义助推了国民党在祖国大陆的彻底崩溃，围绕龙兴寺起义的时间、人物、过程以及蒋介石逃离祖国大陆的时间、地点等史实的辨析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成都解放；大西南战役；彭县龙兴寺起义

〔作者简介〕 李单晶，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历史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四川成都610023);李后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成都610072)。

   成都是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著名文化古城，1949年12月27日和平解放。助推其和平解放的标志是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高级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龙兴寺发出起义通电。蒋介石看到大势已去，立即飞逃台湾。关于蒋介石逃离成都的具体时间和 起飞机场，学术界争论较大，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广泛查阅了史料，特别是深入研究了《蒋经国日记》等资料，应用“还原法”和“同核法”排除了无 效证据和文献，得出结论是蒋介石1949年12月10日下午两点在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经过 广州飞逃台北。蒋介石的逃离，标志着“火烧成都”“川西大决战”“建立陆上基地”等计划随之破产，扫清了大西南解放的最后障碍，国民党在祖国大陆的统治彻底结束了。

   成都和平解放的标志是龙兴寺起义(或称彭县起义)。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高级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龙兴寺发出起义通电，由此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影响整个四川甚至大西南的解放，为12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①

①参见刘光元、郑兴明：《彭县起义》,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10-116页。

   我们认为，促进成都和平解放的因素很多，比如毛泽东对解放大西南的部署致使人民解放军大迂回大包围挺进大西南对四川形成“南北夹击、关门打狗”态势，周恩来对 “刘、邓、潘”长期细致的统战工作，“刘、邓、潘”三位起义将领与蒋介石长期有矛盾而处境艰难等等。归纳起来，就是“形势逼人、政策感人、人心所向、水到渠成”。但是，彭县特殊的地理区位和龙兴寺的能海法师，对于起义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绝不可忽视。①

   一、解放大西南战役概况与毛泽东对解放大西南的部署

   从1949年8月19日第二野战军拟定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到1949年12月27日 成都战役结束，人民解放军歼敌近90万人，基本完成了对除西藏外的广大西南地区的解放任务。解放大西南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重要战略步骤，是在毛泽东亲自部署下实施的。战役结束后，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在为第三兵团《西南进军作战经营汇集》题词就指出：“西南进军是在毛主席的战役指导下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上进行的。”②

   早在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的电报中就提出“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③的战略任务。之后，毛泽东在一系列军事电报中对解放军进军西南作出具体部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进军西南的时间节点。毛泽东先后在《入川入闽行动时间等问题》《第二野战军西进似以九月为宜》等电报中，根据全国解放战争发展形势和中央军委掌握的敌军动向，对第二野战军西进时间作出安排，以使各野战军相互配合。二是关于进军西南的作战方针。毛泽东在《对西南各敌均取先包围再回打方针》《西南地区的作战方针》 等电报中，明确提出进军西南采取先包围再回打的作战方针，“总之，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④。采用这一作战方针的目的在于断敌后路，然后聚而歼之，以最快的速度结束战争，最大限度缩短战争进程。三是关于进军西南的兵力部署和作战目标。根据作战方针，毛泽东对进军西南的兵力和行军路线作出部署，毛泽东在《对进军西北和川北的部署》《第一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在西北西南地区的作战部署》等电文中指出：“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六十万人。”⑤要求二野主力由湘西直取叙州、泸州、重庆，贺龙率第十八兵团由陕南入川北进占成都，二野另派一个军解放贵州，切断川东国民党军队逃跑路线，以此形成对四川国民党军的合围之势。

毛泽东的军事部署有力地指导了解放大西南战役的胜利进军，“先包围再回打”的方针发挥了巨大的战略威慑作用，解放军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同步开展政治攻势，击溃了国民党军负隅顽抗的心理防线，许多国民党军或主动或被迫起义投诚，加速了国民党军溃败的进程，这是成都彭县龙兴寺起义发生的直接背景。

①  参见李后强：《成都起义为什么发生在彭州龙兴寺》,《巴蜀史志》2020年第4期。

②转引自刘统：《决战：中原西南解放战争1945—195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85页。

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91页。

④《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70页。

⑤《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4页。

二、 中共高层与起义人员的关系

毛泽东审时度势的战略部署占据了“天时”,彭县特殊的地理区位和人文历史为起义提供了“地利”,中共高层与起义人员长期的交往更为起义奠定了“人和”优势。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都是四川人，熟悉家乡山山水水，在蜀中经营多年，威望很高，在四川一呼百应，与中共高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关系密切，并且与中共地下组织和民革民盟负责人一直保持联系。①特别是周恩来长期耐心细致做“刘、邓、潘”的统战工作，感情很深，信任度高。1949年12月7日，蒋介石察觉刘文辉、邓锡侯有“不轨”行为，立即通知他们于下午四点赶到成都北校场开会，刘、邓当即识破阴谋，商量决定立即分别北上彭县，共谋起义大计，随后潘文华也前来会合，龙兴寺顿时成了起义军总部。当时龙兴寺僧人不分宵旰，殷勤接待安排食宿。12月9日，“刘、邓、潘”三将军在龙兴寺发出起义通电。由于彭县的电台不知道中共中央的呼号，只能由雅安的中共电台发出。幸好刘文辉早有准备，12月7日就派副官将拟好的起义电文送到了雅安的共产党员手里。龙兴寺起义直接推动了成都和平解放，使西南战局大变，为彻底结束国民党在祖国大陆的统治起到了临门一脚的作用。“刘、邓、潘”三位起义将领离开彭县时对龙兴寺众僧说：感谢你们支持，起义取得圆满成功，我们要上报毛主席、朱总司令，特别保护好龙兴寺。②

作为川军前辈的能海法师当时恰在龙兴寺讲经，参与了起义大事。能海法师在出家  之前做过军官，在滇军时还做过朱德的老师。在成都近慈寺(藏王敕封的黄教庙宇)建立金刚道场，引得信徒无数，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田颂尧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因佛教信仰与能海法师多有交接，或上庙拜访，或听经捐助，或请能海法师到家里聚聚，于是在能海法师周围形成了一个交际网络。这些国民党军政要员在能海法师那里找到了 “烧砖、培佛、建塔”的聚会理由。

能海法师是一位爱国高僧，在军队任职时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使他彻底绝望而皈依佛门。刘文辉一生把佛事作为自己生活中的大事，随行常有喇嘛，每到一处必设经堂。当时龙兴寺庙宽房广，既适合驻扎大队人马，又便于接待客人，同时彭县又是邓锡侯九十五军的防区，因此“刘、邓、潘”很早就把起义策划地点选在龙兴寺。潘文华对能海法师非常敬重(两人于1908年在成都陆军速成学堂时义结金兰),能海与刘文辉、邓锡侯等也交情深厚。当时能海在中国政界和佛学界享有很高威望，他不想让“川西大决战”使成都遭殃、百姓受苦。对此潘文华非常清楚，当潘文华把起义这个最高军事机密告诉能海法师时，这位高僧自然表示支持和拥护。能海说，彭县是邓锡 侯将军的驻军防区，佛教庙宇不会引人注目，在龙兴寺策划起义万无一失，把寺内方丈 室作为讨论军机的密室，把藏经楼二楼作为总指挥部。“刘、邓、潘”及其部属汇聚龙兴寺后，龙兴寺就成为了彭县起义的大本营。③ 

1950年能海法师在成都近慈寺接待解放军代表询问进藏事宜，他详细告之，并选弟子隆果等作为翻译和带路人。新中国成立后，能海法师先后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全国人大一、二届会议，任中国佛协第一、二、三届副会长，住锡北京广济寺期间，朱德常过从存问，畅谈往事，待以师礼，并赠衣致慰。1967年元旦能海法师在五台山示寂，世寿81岁，荼毗后遗骨葬清凉桥，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为其题塔铭。

①参见刘光元、郑兴明：《彭县起义》,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10-116页。

②参见刘光元、郑兴明：《彭县起义》,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10-116页。

③参见刘光元、郑兴明：《彭县起义》,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10-116页。

三、国民党结束祖国大陆统治的最后时刻

国民党的头号人物蒋介石到底是何日逃离祖国大陆，从此26年再没有回到祖国大陆，这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关于逃离时间，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说法，即1949年12月8日、10日、13日。①关于起飞的地点，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即新津机场、凤凰机场②。这些说法或者观点，各有史料证据，争论很多年了，始终没有公认的一致结论。

关于“8日”说法的根据。主要来源于成都各报信息：“蒋总裁已于今晨乘中美号专机离蓉，因事前未通知，故王(陵基)主席等均未赶上送行。”因为是报纸说的，成都的老居民们都相信蒋介石是8日离开成都的。曾多次在成都北校场受到蒋介石约见的国民党第16兵团司令陈克非，在1962年发表的回忆蒋介石最后在祖国大陆的文章中多处指明：“蒋介石是在1949年12月8日离开成都的。”中共成都“留蓉工作部”1950年 1月8日在《策反报告》中写着：“1949年12月8日，蒋匪离蓉。”中共领导的“捉蒋敢死队”队员中的健在者，也证实“我们计划在10日左右那天晚上行动，可是蒋介石在8日跑了”③。我们认真分析发现，这些说法几乎都是来自当时的报纸消息和后来的回忆，显然是不准确的，属于第四、第五类证据，采信度不高。当时的成都还没有解放，报纸受到国民党的制约，有意制造虚假新闻，消息根本不可信。特别是说“王(陵基) 主席等均未赶上送行”,这与王陵基的回忆和记载完全不符。“8日”说法可以否定。

关于“13 日”说法的根据④。大量的回忆文章讲到：蒋介石是听到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和驻宜宾的国民党第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的起义通电后，决定离蓉的。根据可查证的史料，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起义通电上签署的时间是1949年12月9日⑤,但通电发出的时间却是1949年12月11日。并且，蒋经国在1949年12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父亲返台之日，即刘文辉、邓锡侯公开通电附共之时。”这里就出现了矛盾，难道是10日记载了11日的事情?由此，本来就可以否定“13日”说法，但还有一些其他证据需要甄别。为什么起义时间署9日而发出是11日?据说是为了表示不落后于9日在云南昆明通电起义的云南省主席卢汉。由此推断，蒋介石获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起义通电内容，应该是在12日的上午。实际上，刘文辉等在9日晚上就知道卢汉扣押张群的事，也知道卢汉起义的消息，推迟到11日才发出通电是因为在协调内部事务。郭汝瑰在宜宾通电起义的时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战斗日志》记载是12 月12日12时。中共宜宾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宜宾市地方志办公室提供的资料是，因为长期与中共地下党保持联系，郭汝瑰按照中共方面指示，1949年12月11日在宜宾城区府堂坝召开起义大会，宣读了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致敬电及起义通电，正式宣布起义，宜宾城和平解放。12月13日解放军十八军开进宜宾城。这样推理，蒋介石离蓉显然是在12日以后。国民党第二十四军代军长刘元在1984年12月6日写的《国民党二十四军起义概况》(载原成都军区《党史资料》1985年第1期)中记载：“刘、邓、潘宣布起义后，十三日蒋介石就仓皇逃到台湾了。”国民党第二十军参谋长杨家桢1984年底写的《国民党二十军起义始末》中说： “刘、邓、潘宣布起义后，蒋介石感到绝望， 就于十三日飞逃台湾去了。”时任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在1962年的回忆文章中对1949年12月逐日排序记事时写道：“蒋遂于13日飞逃台湾。”从刘元、杨家桢、严啸虎撰写的资料表明，蒋介石在12月12日之前仍住在成都。其实，仔细分析会发现，这些证据  都是多年以后的回忆录，属于第五类证据，采信度很低。卢汉12月9日的通电，蒋介石至少9日当晚或者10日上午能知道。宜宾的解放是蒋介石悄悄逃走以后的事，国民党军人还不知道蒋介石已经抛弃了他们。蒋经国10日的日记明确记载： “今晨渝昆电讯复通，而第一封电报，却是卢汉拍致刘文辉的，要刘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父亲。” ⑥可见，蒋介石10日早上就知道了卢汉起义的事，加上那几天刘文辉、邓锡侯避而不见，“决心投共”,在这种危急时刻，蒋介石决定逃离成都。蒋经国10日记载：“此次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福祸之间，不容一发。记之，心有余悸也。”

关于“10日”说法的根据。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1965年撰写的回忆文章⑦说蒋介石逃离成都去台湾是1949年12月10日。他在文章中说：10日早饭后不久，忽得知蒋介石要走了，立即驱车赶往机场送行。在机场上蒋介石与我说了几句话，座机升空飞走了。还有1949年12月11 日在成都发行的《新新新闻》报载：10日12时30分 “蒋总裁离蓉飞台”。⑧刘文辉之子刘元彦回忆父亲时说：“1949年12月9日，父亲与邓锡侯、潘文华联名在彭县宣布起义。得知消息后，蒋介石带着蒋经国，马上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逃往台湾。” ⑨当然还有蒋介石日记、年谱和蒋经国的日记等。蒋介石、蒋经国和王陵基都是当事者，他们的记录应该最权威，可以定论。但反对者认为，这几者有不一致的地方。比如蒋经国的日记，1949年12月11日却是空白，而在12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为父亲西安事变蒙难十三周年纪念日，想起日昨尚在成都共军和叛逆的虎口之中，西安事变之重演只是数小时之差耳，思之不寒而栗。”反对者坚持认为，“日昨”与“昨日”没有根本的区别，蒋经国12日的“日昨”就是11日，说明蒋氏父子11日在成都，10日未飞去台湾，因此“蒋介石10日离蓉”说法不确切。

①参见倪良端：《蒋介石离蓉日考》,《人民政协报》2013年4月25日。

②参见周明生：《代号：马塔角行动：B-29轰炸日本，从新津机场起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 第25页；田闻一：《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第46页。

③倪良端：《蒋介石离蓉日考》,《人民政协报》2013年4月25日。

④参见李后强：《成都起义为什么发生在彭州龙兴寺》,《巴蜀史志》2020年第4期；倪良端：《蒋介石离蓉日 考》,《人民政协报》2013年4月25日。

⑤参见刘光元、郑兴明：《彭县起义》,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10-116页。

⑥张日新主编：《蒋经国日记：1925—1949》,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第290-293页。

⑦参见倪良端：《蒋介石离蓉日考》,《人民政协报》2013年4月25日。

⑧参见王伊洛：《〈新新新闻〉报史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8-12页。

⑨刘元彦口述、李菁记录：《戎马生涯三十年——我的父亲刘文辉》,《文史博览》2007年第9期。

四、研究方法的选择与文献甄别

我们对这个问题已经关注和思考多年，发现产生这种现象的症结在于对各种历史证据的把握和取舍上。说透了，就是哪些证据可以采信?哪些证据不应采信?研究历史难题，我们一直倡导“还原法”和“同核法”。①“还原法”就是把研究场景还原到当时事件发生的历史条件和物理背景。“同核法”就是用类似于原子结构模型的思维方法，把 “核”作为需要破解的难题，证据相当于核外的电子层，半径不同，能级不同，距离 “核”越近，可信度越高，距离“核”越远，可信度越低。根据“还原法”和“同核法”,我们把历史证据分为五类，一是以当事人当时的记录为直接证据或者称为第一证据；二是以家人或者身边人员的记录为关键证据或者称为第二证据；三是以同事或者旁人记录为辅助证据或者称为第三证据；四是以新闻媒体报道为间接证据或者第四证据；五是以各种回忆录为参考证据或者第五证据。回忆录最不可靠，因为时间久远了，记忆不准，很多也可能是道听途说，只能作为推测的参考资料，不能作为有效的直接证据。

这几年，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有价值的文字史料，如当时的电报、文件，但都没有理想结果。我们转而研究台湾学者吕芳上主编的《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和在祖国大陆出版的《蒋介石日记》《蒋经国日记》等，发现他们都明确记载是1949年12月10日下午两点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三点飞过广州，晚上到达台北。至此，可以肯定，蒋介石1949年12月逃离成都的时间和机场了。因为，蒋介石、蒋经国是亲历者，没有谁比他们更清楚这事件，并且有文字记录。这是第一证据和第二证据，因为日记都是当时写下的，是对心理感受和工作的记录，特别是时间和地点，完全没有必要造假。

我们可以重新梳理和复盘这段历史。11月30日，重庆失守，蒋介石逃往成都。12 月7日，行政院长阎锡山率国民政府各部门从成都逃往台湾。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起义。10日，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等宣布起义。自此，成都已成为解放军四面包围之中的一座孤城。就在刘文辉等宣布起义的当天下午，蒋介石带着儿子蒋经国等要员，仓皇逃往台湾。

五、关于证据和疑点的辨析

一是关于蒋经国日记。蒋经国是蒋介石之长子，1988年1月13日在台北病故。张日新等在《蒋经国日记》前言中指出，蒋经国将他的是非功过、事业成败、坎坷仕途及思想演绎，都真实、生动地表现在他的日记里。这些日记部分是已经公开发表的，有些是从蒋经国当年好友处收集的。为了准确地反映蒋经国的思想轨迹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所选日记尽量保持原貌，仅就原件中个别模糊难辨的字句修订删节。

我们有必要分析蒋经国在1949年12月10日前后的日记。②从12月7日开始研究。 7日文字较长，我们摘录几句。在《蒋经国日记》中明确记载12月7日“父亲今日约刘文辉、邓锡侯来见，彼等避不应召，其实彼等已受共方威胁，决心投共，故已无所顾忌矣。同时滇卢之靠共心态亦渐显露”。8日、9日文字短些。8日他写道：“昨间，张岳军先生自昆明飞返成都，向父亲面述卢汉之动向，谓彼正在戒烟，态度反常，公义私情皆所不顾，父亲心知有异”,“父亲拟不经昆明，径返台北”。9日他写道：“上午，张岳军先生复与余、李、龙等飞昆。下午二时后，忽得‘飞机在昆明被扣’之消息，乃知变生肘腋，……夜间渝昆电讯已不复能通矣。同时，刘文辉、邓锡侯亦在成都北门，与附 共分子勾搭。”10日文字较多，摘录关键几句，他写道：“今晨，渝昆电讯复通，而第一封电报，却是卢汉拍致刘文辉的，要刘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父亲，期向共党图功。”“乃徇各方意见，决回台北处理政府迁移各种要务。”“午餐后起飞，到凤凰山上机，下午二时起飞，六时三十分到达台北。”由于10日早晨知道了卢汉起义并要求刘文辉等扣留蒋介石，因此10日逃离成都，缘由很清楚。10日他还写道：“父亲返台之日，即刘文辉、邓锡侯公开通电附共之时。”因为从7日开始刘文辉、邓锡侯都不见蒋介石了，可以明确“叛逆了”,与卢汉一样“公开通电附共”已经在预料之中。但蒋经国11日却没有日记，12日写到“日昨尚在成都”。 一般认为，“日昨”就是“昨日”。其实，这里“日昨”应该理解为“去日如昨”“旧日如昨”“长日如昨”,泛指过去之意，是过得很快的意思，比如，“去日如昨，真情永在”。因为蒋经国这两天很忙，昨天没有记日记，前几天还在成都的事历历在目，“在共军和叛逆的虎口之中，西安事变之重演只是数小时之差耳，思之不寒而栗”。逻辑是通的，不应该理解成“昨天”。

二是关于蒋介石日记。蒋介石自1915年起，每天坚持写日记， 一直写到1972年。 1972年，他手肌萎缩，不能执笔，才停写作。共写了20805篇日记，整整装满了51个箱子。其中1915、1916、1917和1924这四年日记因为年代久远，已经丢失，存世的前后54年，共63册。如此完整的日记，世间罕有。蒋介石日记手稿现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自2006年3月始，蒋介石日记在美国胡佛档案馆分四批陆续开放，到 2009年已全部开放。

《蒋介石日记》公布之后，引起了海内外众多中国近现代史爱好者的关注。这些资料到底能还原多少历史的真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界认为蒋介石的日记基本可信。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对于《蒋介石日记》有精深研究，出版了4本解读著作和大量文章。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关心并研究《蒋介石日记》,最初他是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看到了蒋介石日记的一部分摘抄。后来又在台湾读到了蒋介石日记的五个摘抄本。最后是2006年在美国胡佛档案馆看到了蒋介石日记的全部，用了10个半月的功夫，抄回高过尺余的资料。杨天石潜心研读蒋介石日记30余年，读完蒋介石自 1918年至1972年长达54年的全部日记。杨天石觉得，“这些日记，生前从未公开，比较真实地袒露了其主人的内心世界和部分外人难知的政坛内幕，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之后，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③

①参见李后强：《蜀地散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15页。

②参见张日新主编：《蒋经国日记：1925—1949》,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第290-293页。

③参见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66页。

从蒋介石日记可知，1949年12月4日，蒋介石在日记里还考虑“迁都”四川省西昌，但因泸州已失，6日他即断定西昌绝不能作政府驻地，所以12月7日发表政府迁台北的声明。这是蒋介石采纳了历史地理学家出身的张其昀的建议后作出的决定，陈诚奉命前往台湾进行经营。12月9、10两天非常关键，蒋介石还在成都观望局势，曾打算去昆明。因为云南省主席卢汉9日宣布起义(前几天蒋日记里提及要见卢汉，卢却一直避不见面，推说在戒烟身体不适),还扣押了刚飞抵昆明的张群，同时发出通缉令要各地“活捉蒋匪”。蒋介石10日早上得知卢汉起义消息决定飞往台北，从此再也没有回过祖国大陆了。

蒋介石是12月10日由成都飞台北的，这点已经没有异议。但他在10日的日记里没有提及此事详情，直到12月16日的“上星期反省录”里才看见“接十日记事”,这是蒋介石写日记几乎没有的现象,可见那几天他多么紧张和不安。在16日反省录中，他写道：文武人员都要求他尽快离开成都飞台湾，而不要先去西昌了；可是他一再拖延了五天之久，为的是胡宗南的部队尚未如期集中，他认为自己能多留在成都一天，就可以多掩护胡的部队一天；不料卢汉“叛变”,而邓锡侯、刘文辉双双“避不晤面”(其实也是起义了),他对胡的掩护作用已失，乃决定回台处理政府迁台的要务。蒋介石日记记载，“午餐后起行到凤凰山上机十四时起飞途中假眠三小时未能成寐二十半到台北与辞(缺“修”字，应是陈诚)入同车入草庐回寓空气清醒环境清静与成都晦塞阴沉相较则判若天渊矣廿四时前就寝” (1949—12— 16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写日记，一般都会在最后记下几时就寝，通常是10点30分左右，而12月10日这天直到午夜方才睡下。到达台北的时间，蒋经国说是晚上六点半，蒋介石说是晚上八点半，相差两小时，说明 16日的回忆有误。

三是关于蒋介石起飞机场。蒋介石当时住在北校场黄埔军校内。当年，成都附近的飞机场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城北距离北校场6公里左右处的凤凰山机场，这里是蒋介石的座机经常起飞降落的地方；另一个是成都以西距离北校场30余公里处的新津机场，这里各种飞行导航设备都较好。当时胡宗南的全部人马，也正聚集在新津一带，因此许多回忆录都说是从新津机场起飞的。1931年四川省军政府在凤凰山东南部洼地上修建了民航机场，1937年冬扩建此机场为军用机场，称之为凤凰山机场。根据当时紧急情况，选择凤凰山机场起飞是合理合情的。蒋介石、蒋经国都说是在凤凰山机场起飞。刘文辉之子也说是在凤凰山机场，刘光元、郑兴明在《彭县起义》书中记载也是在凤凰山 机场。

四是为什么没有击落蒋介石座机的问题。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洪学智回忆录》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49年12月10日，解放军十五兵团已接管了广州飞机场，但飞机场仍留有国民党人员。在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前，成都机场人员与广州机场联系，了解广州方向的天气情况，由于他们过去在一个系统，都非常熟悉，广州的机场得知蒋介石乘坐的飞机将在下午3点左右到广州上空，直接飞往台北。解放军接管白云机场的负责人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向驻广州的十五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汇报，还提出两个方案：一是用战斗机直接使其迫降，二是干脆打下来。洪学智将情况报告给时任十五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叶剑英。叶剑英表示要请示中共中央。洪学智打电话给北京，简明扼要地汇报了有关情况和意见，可等了半天也没等来北京的指示。洪学智很着急，又去向叶剑英请示：“干脆先斩后奏，先打下来再说，让头号战犯跑掉太可惜了。”但叶剑英斩钉截铁地答复：“可惜也好，不可惜也好，反正没有上级地答复，我们不能干。”①由于没有及时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又不同意打蒋介石的座机，于是，蒋介石终于顺利飞过广州，逃到了台湾。

① 洪学智：《洪学智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28、360页。

六、 结论

龙兴寺起义在成都和平解放中发挥了“保护基地”的作用，为逼迫蒋介石飞逃台湾从此再也没有回过祖国大陆发挥了“最后一击”的作用。毛泽东对解放大西南的战略部署以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高层与起义人员私交很深并长期做思想政治工作，为大西南解放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为彻底结束国民党在祖国大陆的统治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根据“还原法”和“同核法”,对记录蒋介石1949年12月逃离成都的时间和机场的资料进行了分类、甄别、比较和筛选，认为蒋介石日记、蒋经国日记，属于第一、第二类证据，最为可信可靠。由此可以断定，蒋介石最后逃离祖国大陆的时间是1949年12月10日下午两点，机场是成都凤凰山机场。成都由此历史性地成为蒋介石从祖国大陆逃往台湾的最后一站，在中国现代史上增添了新篇章和新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