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持续数年的京东起诉天猫借商户“二选一”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一度陷入法院管辖权之争，终于有了结果，最高人民法院日前二审认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有管辖权，驳回天猫上诉。也就是说，京东控告阿里“二选一”的案子将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管辖权之争最终尘埃落定。

熟悉过程的人都知道，这其实是一桩旧案。之前，京东认为天猫作为在中国大陆Ｂ2Ｃ网上零售平台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通过与大量商家签署独家合作协议、公开宣布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属于利用行业支配地位的“二选一”的侵权行为。这一议题之所以引发关注，一是“二选一”的问题由来已久，为新颁布的《电商法》所限制和约束，公众对新法的效果极为期待，对此保持高度的关切。

二是“双11”电商购物节即将来临，“二选一”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也是某些电商平台进行公关和打击对手的路数，通过炒作竞争对手“二选一”已成屡试不爽的宣传手段。先入为主假以司法手段控告竞争对手，既能产生强大的宣传效果，又能在道德上占据居高临下的位置，同时利用舆论的导向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

看似正常的手段背后，其实暗藏了各种盘算和谋略。官司的输赢其实并不重要，其意欲“功夫在诗外”——引导了舆论、博取了同情、打压了对手，远比官司输赢本身更重要。于官司来说，帽子扣的越大越好，索取的赔偿金额越大，才会有吸引力和关注度。以此为切口，很轻易就能扰乱对方的阵脚，让更多的商家投鼠忌器，此举可谓一举多得。

阿里巴巴集团市场公关委员会主席王帅在个人社交账号回应称，“所谓二选一从来只是一个伪命题”。这其实是一句大实话，也是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中国人民大学未来法治研究院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曾参与《电商法》草案起草的杨东，在《电商法》颁布一周年行业研讨会上表示，“需要对《电商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的解读做一下正本清源，外界的解读太过于狭隘了，把第三十五条视为针对电商平台‘二选一’制定的，这样的观点是不对的。”

正如其所言，从2010年“3Q”大战’开始，‘“二选一”的问题就存在，不仅仅是阿里和腾讯、淘宝和拼多多之间的问题，这些只是一方面。看待某些问题需要有“历史眼光”，才能做出理性而客观的判断。相对于京东控告阿里与大量商家签署独家合作协议、公开宣布达成独家战略合作的做法，其在“二选一”上似乎更讲求暴力美学。2007年9月5日，家居饰品供应商世源灯饰发布公告称，京东在未经任何通知和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强行锁死后台和库存，导致无法进行商品下架和减少库存调减操作。世源灯饰认为，店铺是商家自主的主权，商家应该拥有自由参加平台的权利，也应该有维护自己定价体系的权利，于是决定自9月5日起退出京东平台。

“世源灯饰”在抗议公告中称：“中国零售30年也从未见过像京东如此霸道的渠道供应商”。早在2010年，京东和当当竞争激烈之时，京东就要求图书商家、出版社只允许在京东和当当之间选择一个平台销售。2013年，京东挑起与苏宁的价格战，刘强东再次祭出二选一，整个家电行业都被卷入其中。 京东靠“二选一”打压对手而不断做大自己，早已把这招玩的烂熟于心、炉火纯青。作为资深的玩家，现在反过来去控告竞争对手，极具黑色的讽刺况味。

回顾京东的成长历史不难发现，这种贼喊捉贼的套路并不新鲜，其彪悍而蛮横的作风颇有点像某些政党的街头政治，只要能为我所用就不讲人设和底线。把水搅浑当然可以乱中取利和浑水摸鱼，但往往也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个搞商业欺凌的企业文化，一种靠浑水和泼粪式的宣传策略，在群众雪亮的眼睛下只会显露原形，进一步让自己的人设崩塌。

有时候我们往往缺乏常识和理智，很容易被一些片面的信息所误导。京东正是抓住了公共认识所存在的缺陷，从而将自己的策略效果最大化。不要让京东告阿里“二选一”混淆了视听，这样的行径会形成公平伤害，也是对公众智商和社会规则的贬损。透过现象去看本质，才能具有理性而客观的认识，保持最基本的事实认知度和常识辨知度，从而充当一个理性的看客，而不是与之共舞。（四川省南充市龙门中学校教师 陈德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