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窄说：

从来在国家治理中都会碰到“宽”和“窄”的疑问，统治者严刑峻法、与民争利肯定是“严”，修养生息、仁民厚物，就是“宽”。历史上经常听到什么“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宽猛相济”等话语，似乎大家都知道不能一味地宽，也不能长时期地严，要看形势，该宽则宽，该严一定要严。但实际上在传统社会里，权势人物都是倾向于严于治国的，当其大权在握、生杀予夺之际，从来都不管黎民的死活，弄得怨声载道、哀鸿遍野，尤然歌舞升平、醉生梦死。帝王将相们只是把宽窄理解成“术”和“势”，并无真正的民本和人本思想。

在传统社会中，如何管理百姓可能是所有当官为宦者最头疼的事情，千百年来都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对此中外皆有一个贴切比喻，就是把庶民比作“羊群”，羊群要主人来放牧，牧羊人当然喜欢温顺的羊儿，羊的习性确实温顺而又喜欢结群，主人总是想方设法让羊儿既肥壮又听话，但是一个群体里面总有调皮捣蛋的家伙，所以“牧羊人”始终都在寻求更好的方式和策略。就如养猴子的，当“明三暮四”遭到猴群的反对，他换成了朝四暮三，总量根本没变，但哄得猴儿们高兴不造反就行。这形象地说明了统治者的驾驭之术，完全是一门艺术，所以古代的御者地位是蛮高的。我们经常说“一颗老鼠屎坏一锅汤”，还要严惩“害群之马”，可能确有难言之隐。对一群乌合之众，我们讲究的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抓住了造反者，是“首恶必办”，绝不宽宥。

当社会人群分为劳心者和劳力者，君子和小人、官与民，往往前者就被赋予历史的重任，因为历史本就是由他们书写的，所以似乎历史也理所当然地由他们推动。还是我们的大成至圣先师一语中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主导与被动俨然分明，后者沉沦为“治理”的对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宽严”成了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个基本范畴，正如我们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张驰”也同样是皇权政治所讲究的“治世之道”，宽松仁厚与严苛峻急，是相反为用，收发由心，甚至一念之间。劳心者认为可以松点或紧点，重一点或轻一点，宽一点或严一点，是可自由选择的，虽然按圣人的高标准来说，必须根据具体形势相应地采取统治策略，这叫“审势”，但是具体的历史中，总是以统治者采取高压政策为主，该宽的绝不肯宽，不该严的却偏偏要严。劳心者与劳力者处于对立面，而百姓又是沉默的大多数，宽严的裁量使用掌握在权势者手上，所以跟百姓的意愿和意志无关。

所以，在传统帝王之术的概念里，虽然从黎民的角度看，实际上是有严无宽，但从劳心者的视角来说，还是有严有宽、宽严相济的，当看到自己的统治基础不稳，需要笼络人心的时候，就会轻徭薄赋，一旦他觉得搞定了天下，高枕无忧了，立马会敲骨吸髓，竭泽而渔。可以看出，即使采取宽松政策，也不过是放水养鱼而已，他们并非真正以民为本。即便那个时代也提出了“君轻民贵”的口号，本质上还是其统治策略而已，因此所谓“宽严”是相对的概念，他对百姓虽“宽”，并不等于给其同等的生存空间，永远是他的宽、你的窄。诸葛亮也好，赵藩也好，他们所掌握的“宽严”这个话语权力，不是跟百姓协商的结果，可能老百姓已经觉得“严”到活不下去了，没有一点生存空间了，但他们却认为还“宽”得很。这就是宽严的相对性。

再说宽窄的辩证性。有什么样的史观就有什么样的历史。一部二十四史，虽汗牛充栋，无非是帝王家史，一页一页发黄的纸张，里面记载的无非是帝王将相、英雄好汉纵横驰骋的故事，基本没有小百姓的位置。《狂人日记》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在这里，帝王将相就等于仁义道德的，狂人不采取常人的视角，不看主流意识形态，于是在狭窄的字缝里发现了历史的真相：百姓被官史所遮蔽、掩盖，无声无臭，他们因此无法跻身于历史，也可以说是被这样的历史所杀，故此这个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因为史书为大众所留的位置太狭窄，甚至完全被遮蔽而看不见。

可以看出，给自己放着很宽的尺度，逼迫他人在社会生活中走钢丝，宽于待己，严于律人，所谓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许点灯，人都说“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从法理讲人人皆享有此一路权，他却认为这条大路该自己独占。始皇帝没有给陈胜等人留下活路，结局当然是把好汉逼上梁山、铤而走险，当陈胜发现路都给官家占据了，他只有死路一条，没办法，也只有拼死一搏。历史上，每当一个王朝出现强盗，占山为王，声称“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的时候，就已经处于危机时刻了。秦始皇一统天下后，曾广修道路，达到了条条大路到长安的程度，但是这些路只是给自己修的，皇家道路的延伸是要将皇帝的权力延伸下去，哪里有反抗即可将其武装力量快速递送过去，这是他统治天下的硬实力，所谓“执敲朴而鞭笞天下”，他修路不是为了百姓致富，其结果是天下无路可走者皆揭竿而起，阻绝其道路，皇帝后来发现自己原本宽阔的道路越来越狭窄了，最后竟是自己走投无路。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广修道路

传统所调帝王之术，都是表面讲的是儒家，实际行的是法家，儒家最大的教义是在“仁”之一字，说是“仁者爱人”，或者“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要给别人留下空间，留下选择的余地，宽以待人。法家讲的是法、术、势，是完全的“道”，只要一旦得势，绝无半点宽容之心，以法制人、以术欺人、以势压人，自以为天纵英豪，纵横天下，完全不给别人“活路”。往往在王朝初期，开山祖宗们因起自民间，尚能体谅民间疾苦，行修养生息之政，甚至给百姓“修桥补路”，但到了王朝末期，王子们都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从小锦衣玉食，骄纵奢豪，忘记了先人的训戒，所以即使真正坐上了龙椅，也发现并没有走上金光大道，很快面临改朝换代的命运。

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教，其中儒家与法家同流合污，为历代野心家、阴谋家提供着理论和方法，似乎很管用，那些枭雄们都吃这一套。道家看出其偏颇，故意来个反其道而行之，但制克不了儒法合璧的双刃剑，中华历史沉陷于恶性轮回中。其实佛家的教义还真是一副对症的方剂，首先，佛家不但目中有人，而且目中还有物，在佛的眼里，人类当然自有其生存的空间，但万物皆有各自的空间，所谓“蝼蚁尚且偷生”，它的教义里为虫子都留下生存权，“不杀生”这个戒律的真谛，即是尊重其他生命形式，就如人行于山间小路，虽道路狭窄仅可容足，若遇小虫子也恰好路过，你也应尊重它的“路权”和生命权，你虽有那个力去踩死一只虫子，却没那个权去剥夺一个生命——这视界何等开阔！禅师说：去年贫，未是贫；今年贫，始是贫。去年贫，我有立锥之地；今年贫，锥也无。这段公案实际上体现了佛家的一种伟大谦逊，这种谦逊体现为深刻的人观和深邃的哲理。（本文摘自光明日报出版社《宽窄九章——写给大众的哲学》一书中第九章《宽窄启示录》之第三节《宽窄治理观：严苛与宽厚》一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