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后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

“某某学”最近在中国学术界成了一股风，“学”的牌子越挂越多。这股风气的背后，有真学术的冲动，也有行政驱动的泡沫，有真学，也有伪学。一些地方把“建学”当成文化政绩，挂牌即成就，发文即学科。长此以往，不仅坏了学术风气，更会让“学”字贬值，让真正有独创价值的地方研究被淹没在一片“某某学”的喧嚣里。

据文献，截至2026年4月，全国共有34个省级行政区、333个地级行政区、2847个县级行政区。如果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县都要搞一门“学”，那就是3200多块“学”的牌子，学术研究岂不乱了套？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当前社科领域存在政绩观偏差，表现为“重短期立项轻长期深耕、重数量指标轻质量贡献、重个人出彩轻团队协同”。更隐蔽的是“悬浮化”——“造几个盆景、写几篇材料，开几次会议、发几篇报道，来几批参观、留一堆烂摊”。这种倾向若投射到地方学建设上，危害尤甚。

一、学科之所以为“学”，必先有“学”的理由

一门新学科的创立，必须有其他学科不能解决的特殊难题或研究对象，必须具有属于自己的新概念、新方法、新发现、新原理、新表述、新结论、新体系，也就是具有不可替代性，否则就没有必要再建立，只要用好已有学科的知识与手段就够了。比如，数学有数学的对象——数量与结构；化学有化学的对象——物质的组成与变化；经济学有经济学的对象——稀缺资源的配置；逻辑学有逻辑学的对象——推理的形式规律。它们之所以成“学”，不是因为叫了“学”，而是因为它们各自回答了其他学科回答不了的问题。地方学也应该这样。它不能只是“研究某个地方”——如果仅仅是把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关于某地的研究成果汇编在一起，那是“某地研究”，不是“某地学”。真正的“地方学”，必须面对其他学科无法研究或没有研究的关键问题，要有个性与特色，具有特殊性、底层性、原创性和系统性。

二、当前地方学泛滥的四种乱象

1. 行政一一对应式的“挂牌学” 。最突出的问题是，把“学”与行政区划画等号。似乎只要是个省、是个市、是个县，就天然拥有一门“学”。这种思路忽视了学科生长的内在逻辑——不是所有的地方，不是任意一个行政辖区，都会有一门地方学，都可以成为一个学科。行政区划是行政管理单元，它的边界常常割裂了文化区域的自然脉络。按行政区一一挂牌，很可能制造出“先天性破碎”的伪学科。

2. 地方志翻版的“记述学” 。第二类乱象，是把地方学搞成了地方志的扩大版。地方学不同于地方志，不仅对地方情况进行记述，更重要的是将其作为一个有机综合体进行研究，研究某一地域各种组成要素的地方性特色、发生发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探究其发生发展的规律。只记述不解释，只汇总不提炼，是不足以成“学”的。

3. 政绩驱动的“泡沫学” 。这类乱象最隐蔽也最有害——把“建学”本身当成政绩。立项、挂牌、出丛书、开论坛，热闹非凡，但十年下来没有提出一个原创概念，没有形成一个分析方法，没有回答一个真问题。这种“学”除了消耗学术资源、助长形式主义，对知识积累毫无贡献。中国社科网在2026年的调研中尖锐指出：部分学者陷入“方法的傲慢”，“用固定的理论模型去套火热鲜活、丰富多样的社会生活”，其后果是“精致的无用”——模型很精密、推演很复杂，但结论悬浮在日常生活之上。

4.地方学“混同”区域学。简单地说，地方是“我脚下这块”，区域是“按某种内在逻辑划出来的一块”。地方学回答“这个地方凭什么是它自己”，区域学回答“这片区域在人类知识地图上凭什么占据一个独特坐标”。前者向内扎根于本土意义，后者向外向普遍规律。二者都不是行政区一一对应的产物，都需要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和跨学科的综合能力。无论是叫“区域学”还是“地方学”，凡是能靠行政级别直接推导出来的“学”，都不是真学。真学的诞生，必须经过“独特性检验”和“不可替代性检验”。区域学≠行政区学≠地方学≠地名学。由此可以提炼出两组对立的问题意识——

三、地方学命名的五条原则

基于上述判断，我认为中国地方学的命名应当遵循以下五条原则。

原则一：对象唯一性原则。命名所指的研究对象，必须在地理、历史或文化上具有唯一性和代表性、典型性。它要么是某种文化的发祥地，要么是人类活动与自然要素共同构成的独特地域综合体。如果一个“某某学”的研究对象与一个普通行政区毫无二致，与其他相邻区域没有辨识度差异，那么这个“学”就缺乏命名的正当性。

原则二：问题不可替代性原则。命名背后必须有一个或一组其他学科不能解决的特殊难题。地方学是综合性、交叉性、跨界性学科，它要回答的是单一学科视角下回答不了的“综合题”。以“天府学”为例，它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四川盆地作为世界独一无二的地理单元，存在着一系列其他学科无法单独处理的特殊难题——为什么大熊猫只能在四川生存？为什么四川盆地有亚洲最多的天然气？为什么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如此难解？为什么世界第一张纸币诞生在成都？为什么四川有几千万条河流？为什么四川的白酒最好？为什么川菜能征服天下食客？为什么四川安逸。巴适？为什么成都的气候有点“怪” （还有海洋性气候）？等等。这些问题带有特殊性、本质性和挑战性，必须用地质勘探、地貌测绘、文献查阅、实地观测、模型建立、仿真模拟、数值分析等跨学科方法综合研究，从而建立起天府学的十大原理——珠峰映射原理、海拔适中原理、封闭开放原理、千河滋润原理、内海遗存原理、经纬趋优原理、南北交聚原理、向西凿空原理、移民组合原理、地质造势原理。这种特定的空间形态与当代城乡融合问题的交集，是地理学、建筑学、社会学单独都吃不下来的。

原则三：概念体系自主性原则。一门成立的地方学，必须逐步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概念体系、分析框架和学科分支，包括基本假设、基本原理、基本方法。比如天府学，它构建了涵盖自然与人文的学科体系，形成“多个学科分支”的完整框架——比如天府地质学、天府地貌学、天府生态学、天府生物学、天府文化学、天府经济学、天府政治学、天府社会学、天府历史学、天府水利学、天府民族学等等。没有自己的“词汇表”和“语法”，“学”就立不起来。

原则四：命名约定俗成与边界清晰原则。命名要善于运用历史形成的、约定俗成的指代。例如广西的地方学称“桂学”而非“百越学”，因为“桂”历来作为广西简称，具有历史与现实的传承性与连贯性；湖北称“楚学”而非“鄂学”，因楚文化历史传统鲜明突出；河南的“中原学”不叫“豫学”，因为“中原”包容性更大。同时，命名对象的空间边界应当清晰，可以跨地域、跨时间但不能存在模糊性。若一个“学”的时间空间范围飘忽不定，它就无法被严肃研究。

原则五：非纯行政区对应原则。最重要的一条，地方学的命名不应与行政区划一一对应。地级市可以有学，县级市也可以有学，但不能“凡行政区必建学”。一门地方学所指向的对象，可以是行省（如楚学、桂学），可以是城市（如北京学、南京学、长安学），可以是地理区域（如岭南学、天府学），可以是名胜古迹及周边（如泰山学、敦煌学），也可以是独特文化—历史空间（如晋学、蜀学、巴学）。对象的选取标准是学术必要性，而非行政级别。

四、地方学成立的四条边界

命名原则解决“叫什么”，边界条件解决“能不能建”。我建议从以下四个维度设立“准入门槛”——

边界一：独特研究对象的可辨识度。该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必须可被学界辨识和检验。它或者承载了某种独一无二的文化基因（如巴蜀文化中的复合文化结构），或者呈现了独一无二的自然—人文耦合形态（如天府之国的千河滋润与内海遗存），或者保留了独一无二的历史—空间样本。缺乏可辨识独特性的“地方”，不具备建学的资格。“独一无二”是关键。

边界二：知识积累的临界质量。一门地方学在正式命名前，应当已经有一定数量的研究人群和相对完整的学术理论框架，有一定数量的支撑性研究成果积累。“学”是对已有研究达到一定临界质量的提炼与升华，而不是研究的起点。换言之，先有研究，后有“学”；而不是先挂“学”的牌子，再去凑研究。

边界三：跨学科综合研究的能力。地方学是跨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学科。一门合格的地方学，应当能够整合多学科力量，具有系统科学意识，对研究对象的自然要素、历史要素、文化要素、社会要素进行综合性研究，而不是某一单一学科的领地。如果一个“学”只用历史学方法就能做完，那它其实就是历史学的分支，没必要单独成“学”。

边界四：面向未来的问题意识。地方学不能只向后看（考古、释古），还要向前看。尊古不复古、守正不守旧。它应当能为当代区域发展提供启示——如天府学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基于“南北交聚原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一门不能回答当下、预示未来的地方学，是没有生命力的。

五、建立动态退出与评估机制

除了准入，还要有退出。我建议，对已经命名的地方学建立定期学术评估机制。是否在核心问题上取得了其他学科无法取得的进展？是否形成了自主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是否持续产出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是否对区域发展规律提供了独特解释？

评估不合格的，应当降级为“某某研究”（XX research），回归到具体学科分支中去，待知识积累重新达到临界质量后再议“建学”（XXStudies）。这就像物种进化，能适应的留下来，不能适应的被淘汰，学科生态才能健康。“清理门户”很重要，保持学科的纯洁性。

六、让“学”字有尊严

中国的地方学研究，方兴未艾，这是好事，应该大力支持。但“学”字不是名片，不是招牌，不是政绩工程的镀金层。一门学问诞生的前提，一定是有其他已有学科不能解决的问题，或者是其他学科现在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全国34个省级、333个地级、2847个县级行政区划，不是3200多个“学”的候选项，而是3200多个需要被严肃审视的候选对象。绝大多数应当止步于“研究”（research），只有极少数真正具备不可替代性、独特性、综合性的，才配得上“学” （Studies）的称号。

我们要警惕三种倾向：警惕行政驱动代替学术判断，警惕政绩逻辑侵蚀学科逻辑，警惕“学”字的通货膨胀。让每一门被命名的地方学，都对得起“学”这个字——它有自己要回答的唯一问题，有自己要建构的独特体系，有自己对中华文明乃至人类知识的不可替代的贡献。只有这样，中国的地方学才能从“遍地开花”走向“朵朵芬芳”，从“量的扩张”走向“质的飞跃”，真正成为“中国学”丰富和发展的坚实底座。（2026年8月14日于郑州“2026年中国地方学年会暨中原学十周年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