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后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韩毅（四川省生活美学研究会会长、读城智库总编辑）

成都北郊金牛白马寺，今天是热闹的历史文化街区，青砖院落、茶舍相连。很多人不知道，这里是“巴蜀文化”这个学术名词的诞生地。20世纪20年代，当地人在此取土烧砖，不断挖出战国巴蜀青铜兵器，纹饰奇特，带有神秘巴蜀图语，这批文物后来被著名考古学家卫聚贤研究。1942年正式提出“巴蜀文化”概念，改写了四川古史认知。但时至今日，这片土地不再大规模考古发掘，民间常有疑问：为什么白马寺不敢再挖了？到底还有哪些未解之谜？

从考古地层学上看，这里是成都最诡异的“时空折叠点”——垂直向下，每一米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最深处埋藏的秘密，足以改写我们对巴蜀文明的认知。我们在多个场合讲过，白马寺是“巴蜀文化”概念的学术首提地。但学术的灯光只照亮了冰山一角，在那座早已消失的明代寺庙地下，还有一连串被刻意遗忘或尚未被科学解释的“未解之谜”。我们不搞盖棺定论，只谈那些让考古学家失眠、让老成都人讳莫如深的诡异巧合——“六大谜团”！

（《重修成都县志》中记载了“川西夫子”刘沅在白马寺藏骨塔发现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大学士王懋的骸骨，鲁文辉/摄）

谜团一：坛君庙后的“蜀国武库”，为何八十余年无人敢挖？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卫聚贤在《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发表《巴蜀文化》一文，首次提出“巴蜀文化”，触发点就是白马寺附近砖瓦窑出土的战国青铜戈。但卫聚贤在田野笔记里写下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坛君庙后那块“高约六七尺、宽约四五丈”的土埠，不仅是出兵器最多的地方，更被他推断为“蜀国之社稷坛”。

诡异之处有三——武库与宗庙的重叠：这里既出兵器，又出祭器。古蜀人为什么要把祭祀祖先的圣地，与存放杀戮兵器的武库建在一起？难道在古蜀人的宇宙观里，战争本身就是一种最高级别的祭祀？土埠的消失：卫聚贤当年亲手丈量了这块台地，并呼吁“很有发掘的必要”。然而，八十多年过去了，这块土埠在所有的城市规划图中都神秘消失了。它到底是被救济院的夯土覆盖了，还是被后来的施工队连夜铲平了？地下的“镇物”：据曾在白马印刷厂工作的老工人私下透露，20世纪80年代车间改造挖地基时，曾在深约三米处触碰到巨大的石板，下面似乎有空洞。但工程被紧急叫停，随后地基被迅速回填，上面直接浇筑了环氧地坪。那块石板下面，压着的是不是卫聚贤苦苦寻找的“蜀国宗庙”地宫？

谜团二：巴蜀图语——是文字，还是某种“通灵密码”？

白马寺坛君庙出土的青铜戈上，刻满了手形、心形、蛇蛙纹。学界称之为“巴蜀图语”。我们用“还原法”研究后认为，它处于从图到字的转化过程中，相当于六七个月的胎儿，因秦灭蜀而胎死腹中。但神秘学视角下的图语，远非“未成熟文字”那么简单。只附身于兵器——为什么这些诡异的符号几乎只出现在铜戈、铜矛上？仿佛它们不是装饰，而是某种“兵器魂魄”的容器，一旦铸上，这把戈就拥有了神力。

“手形纹”的诅咒——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中，手形符号频繁出现。有学者大胆假设，这不是什么“族徽”，而是古蜀巫师在施展某种“隔空取物”或“诅咒”法术时的手势定格。这些手势被永久烙在兵器上，是为了在战场上远程操控杀戮。胎死腹中的真相——为什么秦灭蜀会导致它消亡？是因为秦人用暴力斩断了巴蜀文明的“灵脉”，还是因为古蜀文字本身就是一种需要特定血脉或祭祀仪式才能激活的“活物”，随着祭司阶层的灭绝，文字自然“死”了？

谜团三：地下的“神阙穴”与消失的岩彩画

这是成都北门地下世界最隐秘的传说。在“风水师”的私下圈子里，白马寺的位置被标注为成都的“神阙穴”——人体神阙即肚脐，是连接先天与后天的生死之门。府河在此拐弯，形成“玉带环腰”的死局，而白马寺就像一根钉入地脉的“镇魂钉”。关于“749局”的传闻：坊间一直流传，20世纪某个特殊年代，有一支编号类似“749”的神秘部队曾秘密进驻白马寺旧址。起因是施工队在坛君庙后挖出了一块刻满“岩彩画”的巨石。画上不是佛像，而是类似“巴蜀图语”但又更加繁复的几何网状结构，在黑暗中会发出微弱的磷光。

据说，当仪器靠近时，出现了“地磁异常”，数值是正常值的17倍。这些石头和那支神秘队伍一起，在某天深夜被军用卡车运走，从此再无音讯。那些岩彩画上画的，究竟是古蜀人的星图，还是某种地外文明的地图？

谜团四：佛教显圣与三星堆的“时空纠缠”

成都白马寺的来历，本身就充满了超自然色彩。住持普空从广汉白马寺（分经寺）回程，在三河场夜宿时遇到女子“静心”求皈依，夜半留偈消失。这则传说最诡异的地方在于它的地理坐标。广汉白马寺，地靠三星堆遗址区西北角。也就是说，普空和尚的“显圣”路线，恰好连接了：三星堆（古蜀神权祭祀中心，出青铜神树、纵目面具）、广汉白马寺（佛教分经寺，传说洛阳白马驮经至此）、成都白马寺（普空顿悟改额之地）。这仅仅是个巧合吗？一种大胆的推测是：佛教传入蜀地时，故意选择了古蜀文明最核心的祭祀遗址旁边建寺。这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宗教叠加”或“镇压”。用佛教的经卷和白马，去“镇”三星堆那套已经消亡的、以青铜神树和纵目面具为代表的古老邪神崇拜。你今天在白马寺看到的“成都贵院”疗愈空间，或许正是建在当年“镇魔”的结界之上。

谜团五：五丁路与“开山”的血祭

1998年，皂角巷与白马后巷合并，取名五丁路。桥头曾立《五丁开山》石雕。五丁力士是古蜀开明王朝的“神力战士”，传说他们因拖拽石牛而开凿了金牛道，最终在梓潼“揽蛇山崩”而死。为什么要把这条纪念“开山力士”的路，压在巴蜀文化首提地的正门口？答案可能藏在“五丁”二字的本义里。“丁”在五行中属火，也指壮丁。五丁开山，不仅是修路，更是一场献祭。五丁力士的死，换来了蜀道的开通。而白马寺所在的土埠，或许正是古蜀人眼中通往“地底世界”的入口。修五丁路，是为了用“开山”的阳刚之气，对冲白马寺地下“武库”的肃杀与阴邪。

谜团六：棕地下的“灵魂置换”

今天的白马后巷，是一派“禅茶”与“疗愈”的祥和景象。但如果你知道这块地皮上发生过什么，或许会有不同的感受。1939-1949：成都市救济院，收留游民、孤儿、老废。这里是绝望与死亡聚集的地方。1950s—1990s：白马印刷厂、强民工厂。机器的轰鸣日夜不休，排字车间的高窗下，是否还残留着当年工人的叹息？2024至今：成都贵院、宽窄巷子深酒、继圣学宫，用现代的清水混凝土和“疗愈空间”，去覆盖过去的苦难与工业废墟。最诡异的细节：酒店公区天花板上那些原木吊挂梁，官方说法是“印刷厂晾纸架轨道改制”。但在“风水师”眼中，那些纵横交错的木梁，像极了“困住灵魂的牢笼”。把旧工厂的骨骼直接裸露在新空间的表皮之下，这究竟是现代建筑的“怀旧”，还是某种“镇住地底不干净东西”的符咒？

未解之谜，是文明的“胎动”。站在西北桥上，看着府河水缓缓流过，你会明白：白马寺的谜，不是用来解的，而是用来感受的。它就像那些刻在青铜戈上的巴蜀图语，是一个“六七个月的胎儿”——它从未真正死去，只是在地下沉睡。那些未被发掘的土埠、消失的岩彩画、诡异的传说，共同构成了成都最神秘的“文化奇点”。也许有一天，当那块被水泥封印的土埠被重新打开时，我们会发现，卫聚贤当年找到的，不过是古蜀人留给后世的一道开胃菜。如果你在深夜路过白马后巷，看到地面有异常反光，请不要轻易弯腰——那可能是巴蜀图语在寻找下一个宿主。

其实，这“六大谜团”，大部分没有被证实，几乎都是传说。所谓“不敢挖”，并非传说里有什么神秘禁忌，而是多重现实约束叠加，是文物保护、城市现状、遗存本身特点共同决定的理性选择。

第一，遗存早已被早年取土严重扰动，原生地层基本破坏。白马寺这批青铜器不是专业考古发掘出土，是农民、砖厂取土时挖出来的。几十年持续取土，把坛君庙周边古文化层大面积翻乱，器物脱离原生地层，遗迹被破坏。考古最看重地层关系，一旦地层被打乱，就算继续开挖，也很难还原遗址原貌，很难理清器物的埋藏年代、组合关系。很多遗存已经失去原位信息，再大面积发掘，投入巨大，学术收获有限，反而会进一步破坏残存遗迹。

第二，地块完全处于建成城区，地面已是街巷、民居、厂房、街区建筑。白马寺旧址在城市建成区，白马寺街、白马后巷密布建筑、市政管网、道路。现代城市空间之下，没有大面积空地可供开展大规模考古探方发掘。城市有机更新、街区活化，是在现有建筑肌理上做改造，不具备大面积清场发掘的条件。如果要全面发掘，就要拆迁整片街区，经济成本极高，城市功能代价巨大，在现实层面不可行。

第三，国家文物工作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不主动发掘遗址。我国考古原则，不主动对城市内古遗址开展大规模发掘；只有基建工程施工前，或者遗址面临被盗、自然损毁危险时，才做抢救性发掘。白马寺遗址现在没有面临紧迫破坏风险，因此不会主动立项发掘。文物保护的现代理念，不是把所有地下东西都挖出来。地下土层本身就是最好的储藏环境，文物埋在原地，恒温恒湿，一旦出土，温度、湿度、光照、氧气变化，青铜器、有机质文物极易风化腐蚀。很多文物，以当下保护技术，挖出来反而受损。“不发掘”本身，就是最好的保护手段。

第四，出土文物大量早年流失，原址核心遗存信息已经散失。20年代出土的白马寺青铜兵器，大量流入古董市场，散藏海内外，有的器物只知道出自白马寺一带，但没有精确出土点位记录。卫聚贤当年收集的材料，依靠古董商转手文物，缺少完整考古记录。今天就算再开挖，也很难找回当年那批器物对应的原生埋藏区。白马寺最大的历史价值，不在于还能挖出多少青铜器，而在于它是“巴蜀文化”概念的首提地，是近代巴蜀考古的起点。它的价值，一部分是地下遗存，另一部分是近代学术史价值。

第五，遗址边界本身模糊，白马寺寺庙本体与先秦埋藏区是两层叠加遗存。明代白马寺寺庙，修建在先秦古蜀遗存之上。坛君庙、明代寺院、近现代厂房民居层层叠压。寺庙本身是明代建筑，而青铜兵器出自庙旁田地，二者不是同一个时代。地层叠压关系复杂，很难划定清晰、连续的遗址范围。在城市街巷之下，很难精准锁定地下遗存分布边界，盲目钻探发掘容易误伤近现代建筑，也容易对残存遗迹造成不可逆伤害。

当然，不做大规模发掘不等于完全放弃考古工作。后续仍然可以开展小规模考古调查、勘探、试掘，做精细化勘察，摸清地下遗存大致分布，在街区改造、市政施工时同步开展抢救性考古工作。白马寺街区的打造思路，不是大拆大挖，而是“存地名、留记忆、传文脉”，把消失古寺、巴蜀文化故事融入街巷空间，用活化展示代替全部发掘。

成都白马寺给我们的启示——研究古蜀文明，目光不能只盯着三星堆、金沙这类大型遗址。像白马寺这样，地层屡遭扰动、深埋城市街巷之下的地点，同样承载着文明密码。考古不是“挖宝”，不是把地下文物全部取出才算研究。懂得适可而止，懂得原地封存保护，才是现代考古与文物保护的成熟理念。白马寺不再大规模发掘，不是不敢，而是不必、不宜、不能。把剩余遗存留在地下妥善保存，让街巷承载历史叙事，才是对这个“巴蜀文化首提地”最好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