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济宁学院附属中学青华洞内，有一方隐身于茂林修竹的石碑。透过斑驳的碑刻，清晰地言明了“钦命总督河道提督军务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之锡熏沐拜撰”等内容，有力佐证了河道总督衙门确在济宁的史实。“河道总督衙门是中国运河之都的根本标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更是中国重要的国家象征之一。”济宁运河文化研究会会长杜庆生这样定位河道总督衙门的历史地位。近日，记者专访“青华洞碑”碑刻发现及撰写者和其背后的故事，带您了解河道总督衙门在大运河历史文化遗产体系中深厚的政治意蕴、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

机缘巧识石碑 曾作为一块普通石头堆在角落

“李一老师要出书法作品集了！”年初，听到老师准备收集曾在各地牌匾上创作的书法作品的消息，本土画家华峰立刻想到济宁也有其作品——多年前翠竹遮映的青华洞碑亭牌匾上就留下了老师的墨宝。

为此，华峰特意来到济宁学院附属中学青华洞内，精心拍摄老师的作品图。春寒料峭，青华洞前，一排修竹带来一抹春意。推开暗红色大门，碑亭和石刻映入眼帘。环顾四周，从整体设计到牌匾风格都透露着道教的肃穆自然，亭上的对联正是重建青华洞碑亭时李一老师撰写的。

青华洞，又名昌祖堂，是济宁一处道教隐宗妙真派的道观。原址在原中区政府西临，济宁学院附属中学院内，始建于元朝，清康熙十二年版《济宁州志》记载，青华洞原为王敦临的私家园圃，清朝时期由胡若琦改建为道观。观内乔木森郁，亭台池馆，岭岈幽邃，大门左边有钟楼，后院有亭子，东西堂六间，大殿三间，洞后有太乙救苦天尊殿一大间，斗母阁三间，东院有竹林，十方堂三间。传说吕洞宾是古代八仙之一，曾去蓬莱仙山采药，专治人间疑难病症，能济世活人，因而常年香火讨忏求药不断，每年农历四月十四日有昌祖盛会。据说有道士二人每天上街收拾字纸，集中焚化，把灰送到河里冲去，意为敬惜字纸。1958年，住持韩至湘将此庙让给学校，将吕洞宾神像移至半截阁火神庙内供奉。

青华洞的神话随着岁月流逝，仿佛被覆上了一层尘，在人们的记忆里渐渐模糊，而碑文的发现，无疑让这块碑刻成为佐证河道总督衙门设在济宁的重要文物。

济宁学院附属中学美术老师王令琦是碑刻的发现者和保护者之一。

“原碑在济宁学院附属中学（青华洞原址）院内存放多年，历经日晒雨淋，作为一块普通的石头在角落里无人识。上个世纪90年代初，学校建教学楼时，施工人员正打算把石碑推入地槽，被教务处老师李长荣劝阻，石碑才得以幸存。但是，教学楼建好以后，石碑还是被摊上水泥成了石雕底座。”王令琦对此倍感惋惜，作为一方清朝的碑，碑文难以辨认到这种程度，和水泥对碑的污损有着直接关系。

“2005年春天，我路过时不经意间看到石头上竟然有字，作为一位美术老师，对于艺术有着天然的敏感，我隐约察觉到它不同寻常。当时我立即找到了李长荣老师，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共同用篆刻刀将石碑上的水泥清理干净，拓片留存，碑刻第一次呈现在我们面前。”

回忆起十多年前发现碑刻的故事，王令琦仍然难掩激动：“我和李长荣老师邀请了市博物馆的夏忠润逐字逐句辨认碑文，发现它清晰地记载了碑文由顺治十六年河道总督朱之锡撰写，书法出自山东巡抚方大猷，会首胡若琦等立石。此外，还以工作日志的形式记录了在济宁任职期间流传的吕洞宾显灵的故事。”

碑刻无疑佐证了治运司运最高行政机构——河道总督衙门确实设在济宁，这个发现引起了学校的高度重视。2006年春，济宁学院附属中学把青华洞石碑立起来，新刻“重光记”以示来者，并重建了青华洞碑亭。

重现辉煌历史 配置规格和职能均为“顶格”

在济宁段运河，有两大事关京杭大运河生存发展的标志性工程：河道总督衙门和南旺分水枢纽。这其中，河道总督衙门驻济宁，成为“中国运河之都”的根本标志，也是“中国运河之都”称谓的由来。

作为当年治运司运最高行政机构，河道总督衙门究竟有何独特之处？为此，记者专访了济宁市运河文化研究会会长杜庆生，通过他的描述展现了曾经辉煌的总督衙门原貌。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元明清时期，治运司运机构的设置均被放到特别重要的位置，尤其元代在规划开凿京杭大运河之初，就在济宁城东南的鲁桥镇设立了专管河道运输的“漕运司”，之后又于济宁正式设立都水监、行都水监。明朝皇帝朱棣下决心迁都北京之后，最先安排修建的一大建筑，就是敕命前往济宁疏浚运河的工部尚书宋礼于永乐九年（1411年）建造了河道总督衙门。

对运河衙署建筑，历代都严格尊崇封建社会的礼制制度，在空间格局上特别重视主次关系，强调轴线的严格对称，使其构成一个完整有序的群体。宋礼建造的河道总督衙门，坐北朝南，在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上依次布置了照壁、大门、仪门和大堂、二堂、三堂等主体建筑，其他附属建筑则设在中轴线左右的副轴线上，形成东、中、西三路的对称格局。

“和一般衙署不同，运河衙署的堂额牌匾更多体现了运河特色，反映出运河衙署建筑的文化内涵。河道总督衙门大门外的东西二坊所题‘砥柱中原’‘转漕上国’，运河同知厅的‘符分望国’‘饷转神京’，泉河通判署的‘功分转运’‘任重虞衡’，济宁分司的‘都水行台’‘砥柱中流’等，就豪情满怀地对大运河国家命脉的作用进行了强调，同时宣示其职能之重以及为官要尽职爱国的气节和情操。”杜庆生说。

从配置的规格和赋予的职能上看，河道总督衙门作为朝廷六大部院之外设立的、相当于今天水利部、航运部两部职能的部院级机构，可直接参与同治运司运和治黄相关的国家政务。所委派的官员一般是正二品，但也不乏一品大员，如元代的郭守敬、马之贞、李奥鲁赤、贾鲁，明代的宋礼、陈瑄、朱衡、潘季驯、舒应龙、李化龙，清代的杨方兴、朱之锡、靳辅、白钟山、林则徐、曾国荃等。据统计，仅明、清两朝，就有209任、190名朝廷大员署理总督。河道总督衙门同时拥有或掌管着自己的军队，并主要依靠军队来实现其总督职能。因此，河道总督衙门又是一个军政合一的机构，济宁驻军最多时达1.3万人，一时间，济宁成了朝廷不可一日疏忽的军事要地。

关乎国计民生 河道总督衙门最终设在济宁

河道总督衙门之所以能够设在济宁，有两个必备的前提条件：一个是当时的国家发展大势，另一个是济宁特殊的地理环境。

山东段运河处在大运河的中枢位置，是整个运河的关键区段，济宁河段则是关键中的关键，而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一个居高临下的南旺。位于汶上县境内的南旺镇，是运河全线的至高点，被称为“水脊”“驼峰”。史载，从这里向北到御河边的临清，高差达90尺；向南到黄河边（元代黄河夺淮水入黄海）的沽头（今江苏沛县城西），高差达116尺，形成了两端低洼、中间隆起、状如拱桥难以通水行船的地形地貌，加上黄运交汇的困扰和之前建造的“四水济运”工程、之后建成的“闸河”带来的管理上的困难，就形成了水源少、黄河扰、管理难三大制约运河漕运而让朝廷最为头疼的难题。

历代王朝都把大运河看作国家政治经济的生命线，明清两朝更是明确提出，“政莫大于治河，功莫重于漕运”。面对制约运河漕运的难题，元、明、清时期毫无例外地始终把济宁运道的开辟与经营作为朝务的重中之重，为此才专门在济宁设立了治理运河、管理运河同时治理黄河的最高行政机构和相应的军事机构，元代设行都水监，明代设总理河道，清代设河道总督，一般统称“河道总督衙门”。

“我在查阅历代总督写给当时朝廷的奏折时发现，不少总督习惯于把总督衙门简称为‘总河’，所以后人也常常把河道总督衙门称作‘总河衙署’。”杜庆生说。

为确保担负起治运司运和治黄的重任，河道总督衙门之下又设置了众多的各级各类机构。譬如，清代河道总督衙门设置的从属机构就有运河道署、运河同知厅、管河通判署和泉河通判署等；军事机构是河标中军副将署，其下属的军事机构又有运河兵备道署、运河标营署、运河营守备署、卫署等。此外，还有朝廷派驻的抚按察院、巡漕使院、按察司行台、布政司行台、治水行台等机构，民间号称“七十二衙门”。目前经过专家考证，有名称、有官衙、有职责、有业绩的分支衙门就达71处。这样，在当时就形成了以总督衙门为龙头、以国家第一要务即抓好河务漕运为职责的一个庞大的行政运作体系。沿运各地无不听命于来自济宁的指令，无不受制于驻在济宁的河道总督衙门，从而使济宁的地位凸显，理所当然地成为京杭大运河的河都和除京城之外的又一个政治中心。

在运转过程中，河道总督通过治运司运和治黄直接参与国家政务，包括官员的举荐和任免。据《济宁运河档案史料汇集》载，清朝雍正七年（1729年）至光绪28年（1902年）173年间，济宁运河“东河总督”奏折和皇帝的朱批即达5296件，平均每年30.6件，平均每月2.6件，内容涉及山东、河南的治运、司运、漕运、治黄、官员任免、官员谢恩、官员举荐和运河水情等方面，内容详实，史料丰富。

总督驻节济宁 兴利除弊描绘治河能臣群像

明清两朝河道总督衙门里，涌现了一大批治河能臣，他们兴利除弊整顿河务，刻画出了勤勉敬业的河道总督群像。

“提到明代水利家，潘季驯首屈一指，曾为中国古代的治河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任职河道总督兼提督军事，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四次出任该职，把全部精力用在治河事业上，‘壮于斯，老于斯，朝于斯，暮于斯’。虽在任城（今济宁）二十余年，却无暇去看位于运河岸边的太白楼，在他离任前留下的《登太白楼》一诗中有这样两句，‘独恋廿载成虚度，才一登临又白头’，足见他的敬业精神。”杜庆生说。潘季驯的主要功绩在于治理黄河，避黄保运，因而他总结出治黄的经验：筑堤防溢、设立减水坝、以堤束水、以水攻沙、河行旧道、反对改流、讲究修防、借黄通运。

此外，在运河沿线的筑堤、疏浅、修闸、建坝及明确水柜诸湖的疆界制度建设等事项中，保障了任期内漕运的畅通。南旺建有潘公祠，济宁河神总祠置有潘氏神位，享受祭祀。有《河防一览》《两河管见》《两河经略》等专著传世。

顺治十四年，青华洞碑文的撰写者朱之锡担任河道总督。朱之锡，字孟九，号梅麓，清代前期浙江义乌人，顺治三年中进士，顺治十四年，原任河道总督的杨方兴卸任，因河道总督一职事关重大，朝中亟需选择合适人选。顺治皇帝在博选廷臣时，惟看中吏部右侍郎朱之锡，特擢朱之锡为兵部尚书兼河道总督，令朱之锡驻守济宁，兼管东河、南河事务。在出任河道总督期间，他恢复运道规制，凡修守运河堤岸、工程、钱粮、职守等主张，逐一条奏，得批准后作为条规执行。丁忧后于十八年再任，他穿梭往来于山东、河南、江苏河段，因劳累过度，康熙五年卒于任上。朱之锡亲自主持了董口新河开挖、黄河太行堤修治、高邮运河段挑淤等工程，徐、兖、淮扬一带百姓怀念他的功绩，卒后崇祀于报功祠。雍正元年，皇帝亲派大臣主持，在河南武陟县建造黄河最大的河神庙——嘉应观，把朱之锡列为中国河神“四大王”之一。乾隆帝南巡，封其“助顺永宁侯”，后加封号“佑安”。

民族英雄林则徐也曾在济宁当过总督。1831年冬天，林则徐来到济宁出任河道总督，他在此写下了明代陈慕白的诗句：“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从济宁出发，亲往运河各工段查验，严格把握质量标准。在巨嘉汛区，他对督工不力的该汛主簿徐恂严加惩治，“力振因循，破除情面”，将其摘去顶戴，然后看督补情形再定去留。林则徐对工程造价把握十分严格，他上奏朝廷请修五处堤工、民堰、减水坝，按工确估共需用银7585两，他按工造价，减之又减，毫无虚浮。工程完成后，运河启闸铺水，繁忙漕运开始，他又奉旨调任江苏巡抚，从此离开济宁，结束了他在济宁的河道总督的任期。虽然这只是他沉浮宦海四十年中的一页，但林则徐铁腕治吏、节俭治河的功绩却成为济宁近代史上的一个亮点。

治运历史悠久 设立最高治运司运机构 长达619年

元初设都水监、行都水监驻节济宁，为中央治运司运机构派驻济宁之始。具体讲，自元代至元二十年即公元1283年开通途经济宁的京杭大运河，同时设立行都水监至1902年停漕罢运，运转长达619年。

自明代永乐九年（1411）年时任工部尚书宋礼奉命疏通会通河并在济宁建总督河道都御史衙门，即后来统称的河道总督衙门，至1902年停漕罢运，衙门运转491年。其间仅有27年，共4人，计5任总河移驻清江浦（现淮安），“而济宁之行署不改”。

自清代雍正七年河道总督衙门一分为三，在清江浦设江南河道总督，简称南河总督；在济宁设河南、山东河道总督，又称东河；次年又增设直隶河道总督，也称北河总督，但历时不久，乾隆十四年（1749），即由直隶总督兼理而不设专官，故清代实际仅存南河及东河二督。东河总督署一直到1902年裁撤，计173年，1860年，捻军攻破清江浦，烧毁南河总督署和整个城市。次年即1861年，南河总督被裁撤，南河总督署在清江浦设置132年。

不难看出，济宁正式设立治运司运最高行政机构的时长达619年，即便从明代设置河道总督衙门算起，也长达491年。雍正年间一分为三后在淮安设立的南河总督只存在一百几十年的时间，虽然明景泰年间（1451年）在淮安设置了漕运总督署并持续较长时间，但主要负责漕粮的集散和调配，无法与济宁作为全面掌管大运河包括黄河治理管理在内的国家又一个政治中心的地位相媲美。

记者手记

大运河记录了中国历史文化写不尽的厚重、壮美和辉煌，它的开凿、发展和兴盛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采访过程中记者深刻感受到：如果没有河道总督衙门以及以潘季驯、朱之锡、林则徐等为代表的数百位满腹经纶、胸怀报国之志献身于治运大业的河道总督的协调和调度，就没有大运河的又一个全盛时期，也就不可能诞生博大精深的运河文化、运河文明。青华洞碑刻不仅仅作为文物和艺术范畴存在，它的碑文以史实的方式，更是重现了河道总督衙门确在济宁的辉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