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单晶  李后强

国民党的头号人物蒋介石，到底是何日逃离成都，从此26年再没有回到大陆，这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关于逃离时间，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说法，即1949年12月8日、10日、13日；关于起飞地点，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即新津机场、凤凰机场。这些说法或者观点，各有史料证据，争论已久但始终没有得到公认，网络炒作也很厉害，各说各话。经过长期调研，多方求证，我们确定蒋介石1949年12月10日下午从成都凤凰机场起飞，当晚抵达台北，是可信的结论。

 研究方法的选择与文献甄别

我们对这个问题关注、思考多年，感觉争论各方都有证据，僵持不下，发生这种现象的症结在于对各种历史证据的把握和取舍上。说透了，就是哪些证据可以采信，哪些证据不应采信。研究历史难题，我们一直倡导“还原法”和“同核法”。“还原法”就是把研究场景还原到当时事件发生的历史条件和物理背景，绝不能用今天的“量子思维”“互联网思维”去对比或苛刻历史人物；“同核法”就是用类似于原子结构模型的思维方法，把“核”作为需要破解的难题，证据相当于核外的电子层，半径不同，能级不同，距离“核”越近，可信度越高。根据“还原法”和“同核法”，我们把历史证据分为五类：一是以当事人当时的记录为直接证据或第一证据；二是以家人或身边人员的记录为关键证据或第二证据；三是以同事或旁人记录为辅助证据或第三证据；四是以新闻媒体报道为间接证据或第四证据；五是以各种回忆录为参考证据或第五证据。回忆录最不可靠，因时间久远，记忆不准，有些可能是道听途说，只能作为推测的参考资料，不能作为有效的直接证据。

蒋介石逃离成都日期的说法和依据

蒋介石从成都逃往台湾的日期，目前有1949年12月8日、10日、13日等三种说法。

关于“8日”说法的依据。主要来源于成都各报纸信息：“蒋总裁已于今晨乘中美号专机离蓉，因事前未通知，故王（陵基）主席等均未赶上送行。”因为是报纸说的，成都的老居民们都相信蒋介石是8日离开成都的。曾多次在成都北较场受到蒋介石约见的国民党第16兵团司令陈克非，在1962年发表的回忆蒋介石最后在大陆的文章中多处指明：“蒋介石是在1949年12月8日离开成都的。”中共成都“留蓉工作部”1950年1月8日在《策反报告》中写道：“1949年12月8日，蒋匪离蓉。”中共领导的“捉蒋敢死队”队员中的健在者，也证实“我们计划在10日左右那天晚上行动，可是蒋介石在8日跑了”。我们认真分析发现，这些说法几乎都是来自当时的报纸消息和后来的回忆，显然是不准确的，属于第四、第五类证据，采信度不高。

关于“13日”说法的依据。大量回忆文章中讲到：蒋介石是听到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和驻宜宾的国民党第72军军长郭汝瑰的起义通电后，决定离蓉的。国民党第24军代军长刘元在1984年12月6日写的《国民党二十四军起义概况》（载成都军区《党史资料》1985年第1期）中记载：“刘、邓、潘宣布起义后，十三日蒋介石就仓皇逃到台湾了。”国民党第20军参谋长杨家桢1984年底写的《国民党二十军起义始末》中说：“刘、邓、潘宣布起义后，蒋介石感到绝望，就于十三日飞逃台湾去了。”时任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在1962年的回忆文章中对1949年12月逐日排序记事时写道：“蒋遂于13日飞逃台湾。”仔细分析会发现，这些证据都是多年以后的回忆录，属于第五类证据，采信度很低。据可查证的史料，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起义通电上签署的时间是1949年12月9日，但通电发出的时间却是1949年12月11日。蒋经国在1949年12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父亲返台之日，即刘文辉、邓锡侯公开通电附共之时。”这里就出现了矛盾，难道是10日记载了11日的事情？由此就可以否定“13日”说法。蒋经国10日的日记明确记载：“今晨渝昆电讯复通，而第一封电报，却是卢汉拍致刘文辉的，要刘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父亲。”可见，蒋介石10日早上就知道了卢汉起义的事，加上那几天刘文辉、邓锡侯避而不见，“决心投共”，在这种危急时刻，蒋介石决定逃离成都。蒋经国10日记载：“此次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福祸之间，不容一发。记之，心有余悸也。”

关于“10日”说法的依据。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1965年撰写的回忆文章说蒋介石逃离成都去台湾是1949年12月10日。他在文章中说：10日早饭后不久，忽得知蒋介石要走了，立即驱车赶往机场送行。在机场蒋介石与我说了几句话，乘专机升空飞走了。还有1949年12月11日在成都发行的《新新新闻》载：10日12时30分“蒋总裁离蓉飞台”。刘文辉之子刘元彦回忆父亲时说：“1949年12月10日，父亲与邓锡侯、潘文华联名在彭县宣布起义，得知消息后，蒋介石带着蒋经国，马上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逃往台湾。” 但反对者认为蒋经国的日记有不一致的地方，如1949年12月11日却是空白，而在12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为父亲西安事变蒙难十三周年纪念日，想起日昨尚在成都共军和叛逆的虎口之中，西安事变之重演只是数小时之差耳，思之不寒而栗。”反对者坚持认为，“日昨”与“昨日”没有根本的区别，蒋经国12日的“日昨”就是11日，说明蒋氏父子11日在成都，10日未飞去台湾。因此“蒋介石10日离蓉”说法不确切。

 证据和疑点的辨析

关于衣复恩及其回忆录。衣复恩从1943年至1952年，任“美龄号”和“中美号”总统座机机长，成为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的亲信人物。他的《我的回忆》是可信的第二证据。衣复恩明确记载，1949年12月10日下午两点凤凰机场起飞。此时蒋介石并不知道广州已被解放军占领。当他的专机从广州飞过时，广州机场上突然升起的解放军旗帜让蒋介石心惊胆战，他立即命令机长衣复恩加速飞走。奇怪的是，这个机场仅是升起解放军旗帜，却没有开火的动静。

（衣复恩与蒋介石）

关于蒋经国及其日记。蒋经国系蒋介石之长子。我们分析蒋经国在1949年12月10日前后的日记。7日他写道：“父亲今日约刘文辉、邓锡侯来见，彼等避不应召，其实彼等已受共方威胁，决心投共，故已无所顾忌矣。同时滇卢之靠共心态亦渐显露。”8日他写道：“昨间，张岳军先生自昆明飞返成都，向父亲面述卢汉之动向，谓彼正在戒烟，态度反常，公义私情皆所不顾，父亲心知有异。”“父亲拟不经昆明，径返台北。”9日他写道：“上午，张岳军先生复与余、李、龙等飞昆。下午二时后，忽得‘飞机在昆明被扣’之消息，乃知变生肘腋……夜间渝昆电讯已不复能通矣。同时，刘文辉、邓锡侯亦在成都北门，与附共分子勾搭。”他10日写道：“今晨，渝昆电讯复通，而第一封电报，却是卢汉拍致刘文辉的，要刘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父亲，期向共党图功。”“乃徇各方意见，决回台北处理政府迁移各种要务。”“午餐后起飞，到凤凰山上机，下午二时起飞，六时三十分到达台北。”10日他还写道：“父亲返台之日，即刘文辉、邓锡侯公开通电附共之时。”但蒋经国11日却没有日记，12日写道：“日昨尚在成都。”我们认为，这里“日昨”应该理解为“去日如昨”“旧日如昨”“长日如昨”，泛指过去之意，是过得很快的意思，如“去日如昨，真情永在”。因为这两天很忙，昨天没有记日记，前几天还在成都的事历历在目，“在共军和叛逆的虎口之中，西安事变之重演只是数小时之差耳，思之不寒而栗”。逻辑是通的，不应该理解成“昨天”。

（衣复恩与父母）

关于蒋介石日记与《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由台湾出版的《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是根据蒋介石和蒋经国的日记编辑而成，应是严谨可信的。蒋介石自1915年起，每天坚持写日记，一直写到1972年。1972年，他手肌萎缩，不能执笔，才停写作。共写了20805篇日记，整整装满51个箱子。其中1915年、1916年、1917年和1924年这4年的日记因为年代久远，已经丢失，存世的前后54年，共63册。如此完整的日记，世间罕有。蒋介石日记手稿现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自2006年始，蒋介石日记在美国胡佛档案馆分4批陆续开放，到2009年全部开放。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潜心研读蒋介石日记30余年，曾4年内4次应邀前去胡佛档案馆读完蒋介石自1918年至1972年长达53年的全部日记，抄回高过尺余的资料。杨天石认为：“这些日记，生前从未公开，比较真实地袒露了其主人的内心世界和部分外人难知的政坛内幕，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之后，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蒋介石是12月10日由成都飞台北的，这点已无异议。但他在10日的日记里没有提及此事详情，直到12月16日的“上星期反省录”里才看见“接十日记事”，这是蒋介石写日记几乎没有的现象，可见那几天他多么紧张和不安。在16日反省录中，他写道：“文武人员都要求他尽快离开成都飞台湾，而不要先去西昌了，午餐后起行到凤凰山上机，十四时起飞，途中假眠三小时，未能成寐，二十半到台北，与辞（缺“修”字，应是陈诚） 入同车入草庐回寓，空气清新，环境清静，与成都晦塞阴沉相较则判若天渊矣，廿四时前就寝。”（1949年12月16日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写日记，一般都会在最后记下几时就寝，通常是10时30分左右，12月10日这天太过漫长，以至直到午夜方才睡下。到台北时间，蒋经国说是晚上6时30分，蒋介石说是晚上8时30分，也不一致，说明16日的回忆有误，但不影响10日起飞结论。

关于蒋介石起飞机场。蒋介石当时住在北郊场黄埔军校内。当年，成都附近的飞机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城北距离北较场6千米左右的凤凰山机场，这是蒋介石的座机经常起飞降落的地方；另一个是成都以西距离北较场30余千米的新津机场，这里各种飞行导航设备都较好。当时胡宗南的全部人马，也正聚集在新津一带，因此许多回忆录都说是从新津机场起飞的。1931年四川省军政府在凤凰山东南部洼地上修建了民航机场，1937年冬扩建此机场为军用机场，称之为凤凰山机场。据当时紧急情况，选择凤凰山机场是合情合理的。蒋介石、蒋经国、衣复恩都说是在凤凰山机场起飞。刘文辉之子也说是在凤凰山机场，刘光元、郑兴明在《彭州起义》一书中记载也是在凤凰山机场。

为什么没有击落蒋介石座机？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洪学智回忆录》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49年12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15兵团已接管广州飞机场，但飞机场仍留有国民党人员。在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前，成都机场人员与广州机场联系，了解广州方向的天气情况，因他们过去在一个系统非常熟悉，广州的机场得知蒋介石乘坐的飞机将在下午3时左右到广州上空，直接飞往台北。解放军负责接管白云机场的负责人得知这一消息，立刻向驻广州的15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汇报，还提出两条方案：一是用战斗机直接使其迫降，二是干脆打下来。洪学智将情况报告给时任15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叶剑英。叶剑英表示要请示中共中央。洪学智打电话给北京，简明扼要地汇报了有关情况和意见，可等了半天也没等来北京的指示。洪学智很着急，又去向叶剑英请示：“干脆先斩后奏，先打下来再说，让头号战犯跑掉太可惜了。”但叶剑英斩钉截铁地答复：“可惜也好，不可惜也好，反正没有上级答复，我们不能干。”由于没有及时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又不同意打蒋介石的座机，蒋介石终于顺利飞过广州，逃到台湾。

为什么没有找到12月10日的电报？我们在研究中曾想到，如果能找到1949年12月10日（或8日或13日）叶剑英、洪学智等前辈关于“在广州机场把蒋介石座机拦下”给中央的电报，那就可以肯定蒋介石逃离成都的准确时间了。我们先后多次与国防大学原副校长毕京京教授、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院许先春研究员等专家请教求援，都没有查到相关电报。仔细分析，没有电报档案材料也正常，因为电报费时较长，时间来不及，当时应该是通过长途电话报告中央。1949年12月正是中央领导最忙的时候。从洪学智回忆录得知，当时是打电话给北京汇报的，所以没有电报底稿。

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

结论

这几年，我们查阅台湾出版的《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和蒋介石专机机长衣复恩《我的回忆》，以及大陆出版的《蒋经国日记》等，明确记载是蒋介石1949年12月10日下午2时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下午3时飞过广州，晚上到达台北。至此，可以肯定，蒋介石1949年12月逃离成都的时间和机场了。因为，蒋介石、蒋经国、衣复恩是亲历者，没有谁比他们更清楚这事件，并且有文字记录。这是第一证据和第二证据，因为日记都是当时写下的，是对心理感受和工作的记录，特别是时间和地点，完全没有必要造假。《蒋经国日记》明确记载，1949年12月10日这天，“午餐后起行，到凤凰山上机，下午二时起飞，六时三十分到达台北。”《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记载：“12月10日四川云南各部叛变，先生由蓉飞台。”“午餐后起行，当晚抵达台北。”这些都是根据蒋中正日记（未刊本）记录。蒋介石的专机机长衣复恩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1949年12月10日，他驾驶着“中美号”，在成都凤凰山机场，载着蒋介石离开了大陆的美好河山。衣复恩回忆说：这是蒋介石从政生涯中最心酸的一刻，“他坐在飞机上，一言不发”。由此可以肯定，蒋介石最后逃离大陆是1949年12月10日下午2时，机场是成都凤凰山机场。

（此文发表于《巴蜀史志》2023年第1期第63至67页）

 （李单晶系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历史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李后强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